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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老的阿马尔那时代，叙巴属国依旧保持着半独立和半依附的地位。
不过，叙巴属国也被纳入到帝国轨道当中，对埃及依旧负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义务。
那么，阿尔马那时代埃及在叙巴的统治是如何的？
阿马尔那时代的统治
在埃及的阿玛尔纳发现了很多以阿卡德语写成的泥板文献，从这些文献当中，能发现很多那个时代埃及的外交历史，特别是埃及法老和当时西亚各国国王之间的往来书信。
18王朝的后期，埃及历史上也出现了著名的赫那吞宗教改革，为了摆脱底比斯阿蒙僧侣集团的控制，开始推崇阿吞神，并把首都迁到阿马尔纳上古的都城埃赫太吞。
在古语中，“埃赫太吞”翻译过来就是“阿顿的视线”，也就是后来的阿马尔那。
整个阿马尔那时代大概延续了40年的时间。
据大量的资料显示，那个时代叙巴地区是在埃及统治下的，不过，至于具体是直接统治还是间接统治，学界方面还是有着很大的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埃及在叙巴实行的是直接统治，其行政管理系统与埃及在努比亚的行政管理系统大体相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叙巴城市国家的统治者是埃及统治的代理人。
究竟是“直接统治”还是“间接统治”，想要搞清楚这些，阿马尔那泥板文献就成为了重要的资料。
专家对泥板文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被记录的有很多。
在阿马尔那体系中，外交和贸易关系的紧密是显而易见的，似乎多数外交工作是由商人完成的。
有时候同一家族的几位成员都曾出任过使节，例如，米坦尼特使吉里亚、他的叔叔马孜帕特里和他的兄弟都是米坦尼的使节，这也就说明了，以家族观念的“外交”，在古老的阿马尔那时代中已经产生了。
可对于叙巴地区，就不该再是“外交”方式了。
图特摩斯三世对叙巴进行了17次远征，奠定了埃及帝国在叙巴统治的基础，在这之后，图特摩斯四世统治时期，埃及就在叙巴彻底站住了脚跟。
古埃及人将叙巴属国与其他大国一概称为“万尔”，这也是从一些书信中得来的结论，考古专家和史学家们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万尔”一词最初是用来称呼埃及国内的某些长官，后来则通常被称为外国的统治者。
若是单从称呼中来分析，那么叙巴属国的统治者，也是具备一定地位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俯首称臣。
叙巴的属国统治者必须服从宗主国的统治，在一些书信当中的记载，属国虽享有独立的内政权和外交权，也可以任命国家的各级官吏，甚至能和宗主国埃及之外的其他国家产生交流。
可属国的统治者在面对埃及法老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自然便是顶礼膜拜。
在一些书信中则展示出了属国统治者和埃及法老见面的场景，语气自然是极为谦卑的，而且，双方在见面的时候，通常要跪拜七次，甚至在跪完之后还需再跪拜七次，这也就直接说明了，叙巴统治者完全是臣服于法老的。
亚洲城市的日常行政管理大多留给了地方统治者，叙巴统治者在叙巴有着一定的权力，可他们也顶多相当于地方的管理者，只不过享有一些“国家”才有的独立权罢了。
这些，也是从图特摩斯三世开始渐渐确立起来的。
对于属国，图特摩斯三世表现得极为简单干脆，他让那些属国的统治者直接宣誓：我们再也不会做任何反对蒙凯帕拉的邪恶之事。
不过，图特摩斯三世也不是完全相信这些空口无凭的誓言，他将这些首领的孩子们从小就带到埃及来当人质，这样从小就能教育这些未来属国统治者的服从意识，待到那些首领死之后，他们的孩子将会继承他们的王位，这些孩子们也会感觉到，埃及才是他们的家。
这样的方式也果然是奏效的。
属国在埃及的软硬兼施之下，对埃及有着极高的服从性，他们也总是在表达自己是忠实的仆人，埃及对于属国人质的奴化教育，也早已到达了一定的程度。
可即便是这样，埃及对于属国还是不完全放心，他们会挑选出一些监督者。
监督的重心也同样很干脆，直接将这些监督者安置在战略城市就足够了。
战略城市也通常分为较大的统治中心城市和较小的要塞城市。
加沙、库米狄、苏木尔与乌拉扎这些就是当时的中心城市。
约帕、雅里木塔、毕布罗斯则属要塞城市。
埃及在叙巴最重要的官职就是“外国总督”，担任这些参官职的，主要都是埃及的一些军事人员。
“外国总督”主要职能有两个：一是监督地方属国和控制物资运转；二是保卫统治中心和要塞城市，确保埃及派驻官员的安全。
例如，依安哈玛在位期间苏木尔城逐渐沦丧，而属国贝鲁特的王公雅帕禾—哈达写信向法老反映依安哈玛的失职行为。
不过，这些官职一般都是被安插在中心城市当中，表明埃及对这些战略要地的重视。
要塞城市同样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也有着两类埃及的官员驻扎。
其一是守备总管，负责要塞城市安全并管理城市周围军事，守备总管统领着五十多个士兵，也有着“保镖”的含义。
其二是要塞指挥官，也是埃及驻扎在叙巴的官员。
这些官员都有着自己的使命，归根结底，也是为了维护法老对这些地方的统治。
他们需要传达法老命令，听取属国汇报；守卫要塞城市，维护地区稳定；运送人质、战俘到埃及；解决属国纷争，裁决各国争端以及向属国提供经济和物资援助。
特别是“向属国提供经济和物资援助”这一点上，也说明了叙巴属国并不是白白给埃及当“小弟”的，他们遇到了困难，自然也会伸手向宗主国去要。
驻扎在叙巴的官员，也就负责去传递这些消息。
布罗斯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获得法老援助物资，在遭受阿姆鲁的攻击下，也请求法老命令埃及官员伊安哈玛向其援助谷物和金钱。
被统治的属国，也有义务
在历史上，叙巴属国的身份确立，也是宗主国通过多次战争才完成的。
埃及之所以这样去选择，必然是考虑到巨大的效益，那么属国绝对不能白白去当“拖油瓶”。
从那些被发掘的文献中来看，阿马尔那时代使节重要性的凸显，与大国彼此间联系密切和交通等通讯技术相对滞后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也就说明，很多商人身份的使节，在对外交流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西方学者霍尔梅斯的话很具启发性，他说：“使节所携带的大量礼物表明了各国王室间的礼物交换在功能上是大国之间的商业媒介，因此，使节行使了国王商业代理人的职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远古时期的交流已经开展起来，并且带有贸易属性。
贸易所带来的收入，自然是埃及统治者极为看中的，因此，才会赋予这些商人使节很多特殊的权力。
使节承担着各国宫廷定期接触和联系的任务，也有向出使国就某些事项进行解释的使命。
“人”很重要，“路”也同样很重要，而叙巴，就是埃及与西亚大国交往的必经之地，叙巴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埃及的对外关系。
从书信可以看出，属国统治者最显著的义务是负责法老让他们管理的城市的防务。
叙巴属国的另一项义务是向法老汇报属国的情报，属国统治者为了讨法老的欢心，他们往往会说“不管我知道或听到什么，我都会写信给国王”，“我听到什么都将写信告诉我的主人”。
此外，属国还有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起自己的资源，来护送商队，支撑埃及机构的运作。
维护商贸安全，一个属国宣称道：“我护送所有国王的商队远达布斯鲁那”，官员哈阿亚也曾命令属国统治者穆特巴禾鲁护送商旅到哈尼旮勒巴特，这都是后来发掘的文献中所证实的。
最后，若是埃及发生了对外战争的时候，属国也不可能仅仅只是“围观”，他们也要去直接面对。
在发掘的文献中，就有大马士革统治者向法老保证说：“不管国王，我的主人命令我去那里，我与我的军队、战车、兄弟、我的阿皮鲁和苏图为弓箭手使用！”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叙巴属国也有着一定的权力和义务，若是放在千年历史的角度来考量，叙巴的埃及化进程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大量埃及风格的建筑和石碑崖刻也被建造了出来，叙巴的历史，也多了很多属于埃及的底蕴。
参考
阿马尔那时代的近东大国关系袁指挥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论阿马尔那时代阿姆鲁的兴起袁指挥外国问题研究十大正规配资平台
阿马尔叙巴图特摩斯属国埃及发布于：天津市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